見到「正法久住」的光明與希望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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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.5.22

　　謝謝Sherab Wong居士貼標籤，讓我有機會拜讀覺莊法師與等融受訪的精采立論，而且欣慰地在他們的言行與思想中，見到了「正法久住」的光明與希望！首先推薦覺莊法師的專訪紀錄如下：

性別、佛法與制度的再思考——從八敬法爭議出發

釋覺莊講稿 2025年5月17日

【緣起】

　　首先，感謝主辦方、幾位來賓提供這個平台，讓我們有機會來分享一些我的理解，和在此事件中的一些反思。
　　作為開始，我想稍微說說，我是怎麼成為如今的眾矢之的的。有法師友人私下告訴我：這不關我的事，我可沒必要介入，如果我不發文不表態就不會中箭啦。而我也確實問過自己：有必要這樣自討苦吃嗎？
　　但最後我認為，這件事，不僅僅是某位法師的個人選擇，更是一面鏡子——映照出我們傳統中尚未處理的偏見與制度問題。這些，是我無法視而不見的。例如：為什麼男性能為女性剃度？女性不能為男性剃度？

【一、八敬法與制度性不平等】

　　而這當中，特別是「八敬法」牽涉的性別議題，是很需要我們去認真檢視跟重新看待的。
　　「八敬法」常被當作男女僧眾互動的基本規範，甚至成為僧團組織運作的依據。例如：比丘常居前位；比丘弘法座下常有比丘尼聽法，比丘尼弘法時卻鮮少有比丘到場，彷彿比丘向比丘尼學習，是件令人難堪的事。
　　在這種不對等的階級與權力結構下，比丘尼若要與比丘共事，會遭遇到的壓力與阻力，這是可以想像的，而且是真實存在且仍在發生的事實。
　　我也曾經認為「八敬法」是佛說，具有神聖性，而順理成章地接受了這種制度下的優越地位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我開始問自己：這些制度，真的來自佛陀原意嗎？與其說它們體現了佛法的精神，不如說它們更像是建立在後人對女性的恐懼與偏見之上。
　　在經典中，我們常看到這樣的敘事：因為佛陀允許女性出家，正法只能住世五百年——彷彿女性的出家， 從一開始就是破壞佛法的起點。
　　此外，許多經文也持續傳遞對女性的負面刻畫：女性被形容為貪婬重、嫉妒深、多疑、少信⋯⋯，這些話語不只存在於經文中， 也深深影響了我們對女性、特別是對比丘尼的集體觀感。
　　還有那句經常被引用的話：「女人有五障，不能成為帝釋、梵王、轉輪聖王、魔王，甚至不能成佛。」彷彿連成佛這條道路，也已被限定為男性的特權。
這些敘事與偏見逐漸被制度化，最終內化為像「八敬法」這樣的規範條文。它不是因為女性的行為或德行不足，而是單憑性別，就決定了她們在僧團中的次等地位。

【二、經藏矛盾與詮釋選擇】

　　面對這些經文與論述，我們該如何審視其中的意涵？若不加省思，這些片段往往會被斷章取義，用來合理化男性優於女性的觀點與制度。
　　佛陀以德行為重，明確反對四姓制度，否定婆羅門「以出身決定尊貴」的觀念。這樣的立場，理當也適用於出生而決定的男女生理性別，乃至種族差異，如白人、黑人、黃種人等等。
　　另外，佛陀既然承認男女皆有證得四果的能力，自不會認為女性的修證能力低於男性；男性的阿羅漢果，比女性的高。更何況，大乘行者以般若空性為核心修學，既已否定一切實體與自性，難道還能主張男性有什麼固有本質、體性上優於女性嗎？
　　至於女性不能成佛的說法，是否真的是對女性修證能力的否定？正如Anālayo （無著法師）指出，五障之說中女性不能成佛與不能作梵王、帝釋並列，實反映的是父權社會對領導角色的性別預設，而非對女性證悟能力的否定。
　　由此可見，經藏中同時存在兩種聲音：一方面本質化女性；另一方面又肯定無我與空性，否認任何性別底下有實質性的高下。多數佛教徒如何處理這樣的張力？我們常常看到的是一種選擇性的取用。很多人偏好將前者視為佛說，拿來鞏固並合理化女性在僧團中的從屬地位。這像是在面對佛教教義的「自助餐」，只拿自己想要的部分，卻忽略了整體教義中的一致性與根本精神。

【三、僧團內的性別觀會阻礙修行嗎？】

　　我們是要承認佛陀思想矛盾不一致嗎？還是更應該把持佛教思想一致性的原則，好好審視以上具有爭議性的經文？至於，認為女性本質上不如男性；還是無我、空性更具有爭議，何者作為接下來要深入研究的議題都無妨。
　　但如果只是因為某某大師這麼說，我們就不再問、不再看，那麼，我們真正依止的，到底是佛法，還是人言？
　　常說性別平等是世間法與修行無關，但當性別歧視的觀念滲透進我們的修行方式與僧團制度之中，形成男性的傲慢與女性的自我矮化，這樣的心態，真的與修行無關嗎？這樣的身語意模式，難道不會阻礙我們於菩提道上的前進嗎？

【四、佛制的演變與「如法」的反思】

　　而通過這次事件，也喚起了許多佛教徒對「以戒為師」、「持守佛制」的重視。
　　很多批評我們的人，動輒以「壞佛制」之名，來否定我們的言論與實踐。但我想問的是：我們今天所說的「佛制」，真的從未改變嗎？
　　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土，在許多方面早已做出制度上的調整。像是印度原始佛教提倡托缽行乞，但在中土文化中，乞士並不受尊重。為了讓佛法得以在這片土地上紮根，僧人開始過著「晝而農、夜而禪」的生活；這些轉變，早就打破了「不壞鬼神村」 、不蓄積資財的原始規範：可見制度並非不可調整，而是因地制宜。我們今天視為理所當然的僧團生活，其實早已是對佛制的深層調整。
　　若我們回頭去看律藏，就會發現：佛陀制戒的過程，從來不是一次定案，而是不斷觀察、不斷修正的歷程。
　　以授具足戒為例：
　　起初，佛陀允許比丘自行授戒；但很快，有些剛出家一兩年的比丘就急著為人授具足戒，導致出家人儀容不整、行為不當，僧團秩序紊亂。佛陀於是規定：必須出家十年，才可授戒。
　　但這仍無法杜絕問題。有些雖出家十年，卻愚癡無辨別力，照樣亂授戒。佛陀再進一步限定：必須是「十歲智慧比丘」才可授戒。
　　然而，即便是這樣的比丘，若授戒後不教導弟子，不負起責任，也仍舊會出現問題。
　　因此，佛陀再制定「和尚法」，明確規定：授戒者必須長期陪伴、指導弟子，從威儀、持戒到病苦照顧，乃至懺悔指導，缺一不可。
　　這一連串的調整與補強，才逐步形成我們今日所見的「三師七證」與僧羯磨儀式。 
　　所以，「如法」本身就是隨緣而變、因病與藥的結果。
　　也正是在這樣的觀點下，對於等融法師在基於認同與信任的前提下，在昭慧法師座下出家，我是給予支持的。
　　當然，儀式是否還能更周全？是否能讓形式與精神更合一？這是值得探討。但即使觀點不同，我們是否仍能容許在離苦導向的前提下，彼此在各自修行的脈絡中，推廣自己所遵從的理念與價值？
　　多元是否代表分裂？我個人以為造成分裂的，往往不是因為有不同的聲音，而是不容許有不同聲音的態度。

【五、推動改革的立場與願景】

　　最後，藉此議題其實我真正想反思的是：即便有些巴利與大乘經典中，的確出現「身為女性」是一種惡業果報的說法，但我們是否就要原封不動地接受這樣的觀點？如同許多當代性別研究所指出的，女性所經歷的種種不幸，往往不是因為她「天生為女」，而是整個社會對性別所投射的態度、期待與結構性壓迫所造成的。這種不幸，是後天賦予的，不是本質注定的。
　　今天，在世俗社會中，性別平等已逐漸成為普遍價值，女性正在一步步掙脫來自父權體制的束縛與限制。
　　作為一個標榜慈悲、智慧、與離苦的宗教，難道我們要讓那些已經在世俗中擺脫性別束縛的女性，一走進佛門，卻又陷入男性本位、父權體制的壓迫中嗎？
更何況，制度上的不平等從來不只是壓迫女性那麼簡單。它有時也成為男性的枷鎖：一些人被制度推向他們不願承擔的位置，而一些具備智慧與願力的女性，卻被性別擋在門外。
　　這樣的制度安排，不只限縮了女性的修行空間，也剝奪了男性自由選擇的可能。結果是，我們所有人——男性與女性——都成了這場性別成見的受害者。
　　如果佛法真是為了引導眾生離苦，我們必須誠實地問：這樣的苦，是否真的有勇氣解開？
　　以上是我面對此事的一些個人想法，與對等融法師出家給予支持的原因。